后石头圆锥式破碎机记

原标题：后石头记

焦宝强（左二）和李景柱（左三）一起对张家湾镇老人进行走访调查。

李景柱带领冯其庸等专家勘察墓石出土地。

史树青和傅大卣对曹雪芹墓石进行鉴定。

曹雪芹墓石原件及刻字碑拓

发现曹雪芹墓石的李景柱。

曹雪芹墓碑鉴定会会场。图左斜坐者为周汝昌，后排最右为冯其庸。

《红楼梦》甲戌本第一回，录有一句脂砚斋眉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那个壬午除夕，公历纪年是1763年2月12日。照此批语，今年是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曹雪芹开卷自言，写的是一块通灵顽石“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这段故事没有写完，却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两百多年来不断被人捧读、探究、评说……由《红楼梦》研究而生“红学”，各种著述车载斗量、汗牛充栋，“谁解其中味”的追问回响不绝。

而在曹雪芹离世二百三十年后，也是一块石头，在《红楼梦》的爱好者、研究者中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1992年7月31日，《北京日报郊区版》发表了通州张家湾发现曹雪芹墓石的新闻。这块墓石标出的曹雪芹的卒年和葬地，正是红学界悬而未决的两大谜团。但是围绕着墓石的真假之辩，却针锋相对，莫衷一是，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二十年过去，那场争论早已停歇，但墓石的真伪仍未有定论。这块石头，也成了一段未完的故事。

曹霑的墓碑

第一个报道曹雪芹墓石被发现的是《北京日报》记者焦保强，时任《北京日报郊区版》副总编辑。他回忆，这条举世轰动的新闻来源于一次闲谈。

1992年7月上旬，焦保强应邀到通州区（时为通县）张家湾镇采访，采访主题本来是乡镇企业发展。那时的交通条件远没有现在方便，张家湾镇党委宣传部部长张文宽一大早就带车来接焦保强下乡。两人一路山南海北地闲聊着。

车开了很长时间，张文宽忽然蹦出个话题：“我们镇发现了一块墓碑。”焦保强随口一问：“谁的墓碑？”

“曹霑的墓碑。”张文宽说。

焦保强当时就是一惊：“曹霑？曹霑就是曹雪芹啊！”

这个文学常识，其实并不被很多人所知。世人多知《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其实“雪芹”是号，本名曹霑倒是不常被提及。张文宽显然是刚知道不久：“我听说也是曹雪芹的墓碑。”

焦保强自己倒是看过多遍《红楼梦》，但是知道曹霑也时间不长。就在那之前不久，他重读此书时看了一下前言的作者介绍，这才注意到曹雪芹的本名。更为巧合的是，焦保强手里的那套《红楼梦》中，有曹雪芹家世的一个简要介绍，其中有一句，说曹家有“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纯粹是因为自己在《北京日报郊区版》工作，又负责联系通县，焦保强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

正是因为知道曹雪芹与通县有此渊源，焦保强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条重大新闻。这一下，焦保强坐不住了，马上向张文宽了解详情。而张文宽也只是听说而已，除了知道发现者是个叫李景柱的农民外，其他细节所知寥寥。

到了张家湾，焦保强的心思就全在那块墓碑上了，匆匆忙忙完成预定的采访，他就不断地要求亲眼看一看曹霑墓碑。可是张文宽等人却有些犹豫，先是安排吃饭，然后又说天太热，让他休息一下，改日再去。焦保强说，其实他们对墓碑一事也不知底细，甚至还不能确定是不是真有这块墓碑。镇里已经几次去找过李景柱，可他一直遮遮掩掩，从不肯将墓碑示人。

刚巧，这天中午，张家湾镇的皇木场村打来电话，说发现了一个两百斤的石头秤砣。当时的张家湾镇党委副书记王世杰就对焦保强说：“咱们一块去看看，看完秤砣，再去找李景柱。”

张家湾是旧时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码头，常有古物出土。焦保强并没有把秤砣放在心上，草草看完就催着众人来到了张家湾村。

刚一进村，正碰上李景柱骑车出门。几个人说明来意，李景柱这次竟出人意料地配合，二话不说带着众人来到了自己家。焦保强等人也就成了第一批亲眼目睹曹霑墓碑真容的人。

这是一个典型的京郊农家院落，房子刚刚翻盖不久，崭新漂亮。李景柱把他们带进了东厢房北侧的一间小屋，屋子的地上正当中，横躺着那块墓碑。

猛眼一看，那就是一块凿工粗糙的石板，不像墓碑，倒是和很多人家门口的台阶石或者墙基石差不多。墓碑长约1米，宽40厘米，厚15厘米，表面不算平整，有很多平行的刻痕，勉强算作平面。而碑身的侧边更为粗糙，甚至都不成直线。

但是碑身上的刻字显示着它的不同寻常，“曹公讳霑墓”五个字刻痕不深，却也清晰可见。碑的左下角刻有“壬午”二字，因为这一角的碑石有残缺，“午”字下边的一横和一竖不全，但字样仍能分辨。

几个人正蹲着身子仔细看着石碑，李景柱怕看不清楚，就舀来一瓢清水，洒在碑面上清洗了一下。随后又不知从哪里拿出块小石子，沿着碑上刻字的笔画就划了起来。

这一划可是好心办了坏事，李景柱丝毫没有意识到石块摩擦会造成的破坏。焦保强等人伸手阻拦为时已晚，碑石刻字上当即留下了白色的划痕。

再埋怨李景柱也没什么意义了。焦保强向他了解了墓碑的发现过程，随后赶回报社写稿去了。

稿子很快写好，通县却不同意稿件见报。毕竟这块墓碑没有得到权威专家的确认，出于慎重考虑，通县联合市文物局，准备组织一次曹雪芹墓碑鉴定会，然后再对外发布消息。

这样的决定显然没有考虑到独家新闻对记者的意义。焦保强在焦急等待中多方协调沟通，却始终没能说服通县有关部门。半个多月后，焦保强忽然获知，曹雪芹墓碑鉴定会将在8月1日召开。要是等到那天，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这条独家的重大新闻从自己手中溜掉。

7月31日，《北京日报郊区版》提前一天发表了题为《张家湾发现曹霑墓碑》的消息。一时间，举世轰动。这条消息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转载。

焦保强说，因为抢发这篇稿件，通县和市文物局都对他颇有意见。原定的“曹雪芹墓碑鉴定会暨新闻发布会”，只能改成了鉴定会。不过，“新闻发布会”的取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那场鉴定会最后也没能给出一个能够公开发布的确证新闻。

李景柱其人

针尖对麦芒的争论，从鉴定会上就开始了。

曹雪芹身后留下皇皇巨著《红楼梦》，而他本人的身世、行迹却记载寥寥，数不清的谜团待解。每一次有关他的蛛丝马迹被发现，都能引起举世瞩目，更何况是他的墓碑。1992年8月1日举行的那场曹雪芹墓碑鉴定会，聚集了当时在京的大量红学专家，周汝昌、冯其庸等红学大家悉数到场。

在现场查看了墓碑之后，墓碑发现人李景柱首先介绍了发现情况，几位见证人也提供了证言。随后，专家们发表意见。原通县文物所所长周良也参加了那次鉴定会，他回忆说，多数专家都因这一重大发现而兴奋激动，在发言中论证曹霑墓碑在通县发现的可能性以及重大意义。而几位持质疑意见的专家表态后，会议的气氛发生了变化。

第一个明确对曹雪芹墓碑提出质疑的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秦公。秦公是中国文物界碑帖鉴定的权威人物，他的意见分量很重。

秦公第一句话就给出了否定的判断：“这件东西不可信。”他认为，这块墓碑石质与形制都不对，留有非常明显的斧凿痕迹，说明它原来不是准备做碑石的，而是一块盖房用的墙基或台阶的用石。碑字的沟槽刀法不是刻石专业的刀痕，而是用凿子一类的工具，像剒磨盘一样剒出来的。碑上的字不合常规。如果在祖坟里立碑，应该称“君”而不是“公”。“曹公讳霑”这四个字也不妥，“公”含恭敬之意，而直呼其名“霑”在古代是很不恭敬的。

在秦公的发言中，曹雪芹墓碑无论真假，刻碑者也几乎可以认定是个“外行”。在后来更为广泛激烈的争论中，很多持质疑观点的人认为这个“外行”就是李景柱，甚至有“李景柱本人是个石匠”的说法。与李景柱有过多次接触的焦保强说，通县地处平原，境内根本不出石头，石匠就更难找了。李景柱是个略有文化的农民而已，和石匠搭不上边。

著名红学专家周汝昌随后发言。周汝昌在其所著《北斗京华》中也提到过这场鉴定会。按照书中的记录，周汝昌相对婉转地表达了质疑的态度，他说“要充分尊重文物专家的鉴定意见”，同时提到了“曹公讳霑墓”没有“之”欠通顺等几个值得怀疑的细节。

周良回忆，在鉴定会现场，周汝昌曾向李景柱提了几个非常专业的红学问题。本就知识有限，又面对着诸多专家，李景柱张口结舌，说得前言不搭后语。这样的表现，让现场的很多人对李景柱心存疑虑，这可能也影响了一些人对曹雪芹墓碑的态度。

事实上，即便是坚定认为曹雪芹墓碑毫无可疑的人，对李景柱的印象也很“特别”。可惜的是，李景柱已经去世多年，其家人也早已搬离张家湾村，无从查找，现在只能从其他当事人的转述中，认识这位曹雪芹墓石的第一发现人。

焦保强介绍，李景柱身材中等，高度近视，戴着个大眼镜，在农民中间显得比较另类。他自称喜欢读书，颇有些自命清高，言行多有知识分子做派，其实学历只是初中，在农村算个“土秀才”。

周良与李景柱接触的时间更长，在李景柱献出石头之前，他曾和张家湾镇政府工作人员多次登门询问。而李景柱要么推说没有，要么带着几个人在张家湾、高楼金等村胡乱寻找，言辞闪烁。周良后来分析，李景柱略有文化，知道曹雪芹墓碑的文物价值，之所以迟迟不上交，可能是想摸一摸这块石头究竟有多金贵。他颇有些小心计。

其实，早在1987年，李景柱就有机会让这块石头大白于天下。那一年，北京电视台筹拍纪录片《曹雪芹的足迹》，摄制组到张家湾取景。有个一直跟随张望的当地人引起了摄制组的注意。这个人就是李景柱，他还与摄制组主动攀谈起来。

当时摄制组把张家湾镇的一所老房子当成了曹家当铺，李景柱主动带着他们去拍真正的曹家当铺。途中，他试探着问了一下“曹霑墓碑的价值大不大？”摄制组中有红学专家严宽，闻言大惊：“太有价值了。墓碑在哪里？”

李景柱托词说附近有个曹家园，便带着摄制组的人去乱逛，自然一无所获。严宽回京后，仍对这个线索不死心，又给李景柱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助寻找墓碑。李景柱没有回信。

后来，焦保强曾经问过李景柱，既然知道墓碑有价值，为什么不早点献出来？李景柱的考虑倒是实际：“那时候碑还在我家墙角当房基呢。我说那就是曹雪芹墓碑，房子还不给扒喽？”

三次破坏

曹雪芹墓碑当时确实是被李景柱埋在墙角，而且一埋就是二十多年。早在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的时候，周良就看到过这块石头。

周良回忆，当时他到张家湾村走访调查，听一位老人说起，“文革”中曾经挖出过一块曹雪芹墓碑，被李景柱盖房用了。在那位老人的带领下，周良找到了李景柱家，那块石头就压在房子的东北角。李景柱家的四个房角，只有这一块房基石，所以周良印象很深。但是当时石头只露出一个侧边，根本看不到字。

“总不能因为一句话，就让李景柱拆房挖石来核实吧？万一要不是呢？”周良说。他在当时的普查档案上记下了这个线索，想等李景柱家翻盖房子时再来核对。这一等就是十年，周良没等到李景柱翻盖房子的消息，却忽然获知，李景柱把石头公开展示了。

那时，这块石头其实已经被发现24年了。

作为曹雪芹墓碑的发现者和24年的保管者，李景柱是最直接的当事人，可惜他已经去世。焦保强和周良都曾多次访问过李景柱，并寻访了多位见证人，他们为记者讲述了这个过程。

1968年秋后，正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京郊大地上到处红旗招展，农民们声势浩大地治山、治水、平整土地。张家湾村西有一块地被称为“大扇儿地”，面积足有400亩，高低不平。李景柱就和村民们在这块地上开展着“大平大整会战”。

当时的李景柱只有20岁，因为初中毕业算个“文化人”，当上了张家湾大队第四生产队的指导员。当时的平地任务是按人分段，实行责任制，李景柱负责的地块是个高坡，要往下挖一米多深，把土填到别处去。一天下午，李景柱插入泥土的铁锹被一块硬物挡住了。

在那年的“大平大整会战”中，大扇儿地里挖出了不少尸骨、棺木、瓦罐等。李景柱出于好奇，马上沿着这块硬物的边缘挖了起来，最终挖出了一块长条石。抹掉石头上的泥土，李景柱看到了“曹公讳霑墓壬午”几个字。

一旁的人这时也围拢过来，李景柱就对众人说：“这是曹雪芹的墓碑。”其实李景柱当时也没看过《红楼梦》，只是因为喜欢读书，而当时又没什么书可看，他就把初中老师留下的一本《中国文学史》翻了好多遍，知道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记住了曹雪芹名曹霑。

一起干活的人并不关心曹霑是不是曹雪芹，听李景柱说这是个清朝大作家，第一反应是墓里会有些随葬品，于是接着挖。很快，墓石的旁边挖出一具尸骨，可是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甚至棺材的痕迹都没有，在场的人都很失望。

据李景柱回忆，当时墓碑横放在尸骨头颅前约1米远，字面朝上，尸骨头朝东南，比墓碑埋葬略深。

村里人中有个叫韩士宽的愣小子，他根据“男人头盖骨完整，女人头盖骨后有锯齿缝”的民间传说，判断这是具男性的尸骨。韩士宽还听说过，古时候达官显贵们死后，嘴里会含一颗宝珠。于是，他就拿起那个头骨在小推车上磕，结果只磕出了一些黑土。

挖出一个古墓，却什么宝贝都没发现，失望的农民们就把散乱的尸骨草草掩埋了。

而墓碑被李景柱要走了，他说自己家要盖房，要用这块石头当地基。在不出产石材的通县，这个理由很有说服力，村民们都不以为意。当天收工时，李景柱就和堂弟用小推车把石头推回了家。

尽管后来李景柱果然如其所说，把这块石头当做房基石压在墙角，但他的想法绝不是这么简单。

周良说，李景柱把石头运回家后，马上用水清洗干净，并做了拓片。他其实并不会碑拓，而是采用了一种儿童游戏式的拓片方法——将纸蒙在碑面上，用铅笔划蹭纸面。

“曹公讳霑墓”一个字一张纸，“壬午”两字略小，拓在一张纸上。这六张拓片，李景柱一直珍藏着。1992年8月1日召开曹雪芹墓碑鉴定会时，李景柱把这些拓片也带去了。但是因为被周汝昌问懵了，可能有些情绪，他对这些拓片一个字也没提。直到1993年，李景柱才把这六张拓片交给了通州文物所。

周良曾把这些拓片带到荣宝斋，想请碑拓专家鉴定其制作年代。结果专家一看，说这是“洋纸”，没法鉴定。原来，碑拓用的应该是宣纸，而李景柱用的是现代造纸技术生产的办公纸。

专家们建议去找公安局试试，公安局也鉴定不出年代。周良几经辗转，最后找到了中国造纸工业研究所，这才得到了结果：这些纸确实生产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这个鉴定结果，至少能够证明这块墓碑确实出土于1968年，但无法解释李景柱为何将自己十分珍视的墓碑当做房基石。焦保强也问过李景柱这个问题，他回答：“那时候正是‘文革’，批判‘封资修’，到处‘破四旧’，我把曹雪芹墓碑说出去，弄不好被批斗不说，石头被砸了，我连块房基石都落不下。埋在墙里，它坏不了、丢不了，能得到最好的保护。”

听上去，李景柱考虑得很周到，但是后来这块石头遭遇的三次破坏，也几乎都出自他手。

李景柱制作的拓片上，“壬午”两个字是完整的，而后来面世的曹雪芹墓碑上，“午”字却有残缺。那是1991年3月，李景柱家翻盖房子，重新起出这块石头时磕掉了石头一角。

第二次破坏就是给焦保强等人展示时，李景柱用小石块划了石头上的刻字。事后，李景柱也知道自己犯了大错，思来想去，想到个弥补的办法，却给石头造成了第三次破坏——他用牙刷蘸着洗衣粉水，给刻字碑面来了个大清洗。

几天后，周良在李景柱家看到了清洗一新的石头，火冒三丈。能够显示石头年代的土沁，几乎被李景柱刷去了。不幸中的万幸，李景柱只刷了石头刻字的一面。

河干葬志不容疑

1991年李景柱家翻盖房子，重新起出了曹雪芹墓碑，他没有再把这块石头当成房基石，而是藏到了东厢房之中。此后，李景柱在和邻居闲聊时，有意无意地说起过这块石头。

但是当闻知此事的文物部门、镇政府工作人员接连找上门来，李景柱却一概推说没有。直到焦保强等人来到了家中，李景柱才第一次将石头示人。也许，是焦保强的记者身份产生了作用。

周良分析，客观地说，李景柱起初“拥石自重”，应该是有“多谋些好处”的念头。原本通县文物所和张家湾镇也确实准备给李景柱2000元奖励，但因为他对石头的三次破坏，奖励被取消了。李景柱献石时，曾提出想到镇旅游公司工作。但没等完成手续，仅仅试用了一段时间，他实在不适合这份工作，最后也不了了之。

最终，李景柱也没有通过这块石头得到任何实质的好处。献石前后，李景柱接受了很多采访，说自己珍藏这块石头“完全是出于对文物的喜爱”，倒也不能说全是虚言。后来石头真假之辩沸反盈天，李景柱被一些人看做意在“牟利的造假者”，对他确实是个冤枉。

不过，在那场激烈的争论中，对李景柱的怀疑只是只言片语，焦点始终在曹雪芹墓碑的真伪之上。

（下转第24版）

（上接第21版）

8月1日的曹雪芹墓碑鉴定会没能得出统一的意见，对立双方的观点随后见诸媒体，争论开始公开化。

8月16日，《文汇报》发表了冯其庸撰写的《曹雪芹墓石目见记》。同一天，同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刊登了周汝昌的《“曹雪芹墓碑”质疑》。冯其庸是中国红学会会长，周汝昌是久负盛名的红学大家，两个人观点截然相反，直接交锋，把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

周汝昌在文章中一下列出了曹雪芹墓碑的八个“不合”之处，这也基本能够代表质疑派提出的全部疑点：

石质不合，碑石为灰色粗岩石，石性极为粗糙，墓碑罕有采用此种粗劣恶石者；

镌刻不合，从字口看镌痕，全无技法可言，乃胡乱剜凿而成；

工序不合，墓碑刻字，皆先经笔写书丹，而此石字形支离，乃刻字者直接剜刻；

字体不合，刻石大小七字，全不类乾隆时期书体。“讳”字用了简体字，是最大的破绽；

行款不合，墓碑只标干支，且偏居最“卑下”的左下角，在清代绝无可能，应该是用“皇历”（乾隆某某年之类）；

文法不合，墓碑若出自曹氏祖坟，不可能称呼曹雪芹为“曹公”，“中华无此‘礼法’”；

地点不合，曹雪芹友人所作挽诗有“鹿车荷锸葬刘伶”，借用典故，即随死随葬，不择地点，不入坟茔；

方位不合，根据友人挽诗推证，为曹雪芹扫墓必出“西州路”，绝不会在京师之东。

而冯其庸则叙述了勘察曹雪芹墓石的过程，对曹家在通州的土地产业、曹氏祖坟的所在地进行了文献考证，曹雪芹墓石的发现地及刻字所提供的信息，都能与这些文献、挽诗互为引证，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冯其庸坚信，“曹雪芹墓石是真的，无可怀疑”。

在这篇文章中，冯其庸将此前一直被称作“曹雪芹墓碑”的石头称为“墓石”。因为墓石下端刻字未留一点余地，“根本就不是用来竖立的墓碑”，所以深埋在地下一米多深，用来作为墓主标志。这个观点得到了权威文物专家的印证。

在红学界对曹雪芹墓石的真伪之辩愈演愈烈之时，8月26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和委员傅大卣应北京市文物局之邀，专程到张家湾镇对墓石进行鉴定。经过现场勘验，两位专家一致认定，曹雪芹墓石确真无疑。

有人提醒，“刻字上有新的划痕。”傅大卣答道：“正是因为这些划痕，可以看出字口是旧的，这块石头绝不只几十年的东西。”史树青还在现场作诗一首：“石头显世见芹溪，字字斑斓望欲迷。读罢懋斋怀旧句，河干葬志不容疑。”

史树青和傅大卣共同为“曹雪芹墓碑”正名为“墓石”。墓石是一种葬志，是埋在坟茔里的标志物。史树青说，用墓碑规格、标准去考察墓石，自然有很多的不合理之处。而作为墓石，质疑者提出的诸多“不合”反倒成了合理之处。它应该是曹雪芹的友人在仓促间留下的墓志。而且，这块墓石粗陋的石质、潦草的刻字，恰恰印证了曹雪芹晚年的穷困潦倒和他溘然长逝的身后凄凉。

然而，即便是史树青、傅大卣这样的权威文物专家做出的鉴定结论，也没能得到质疑派的认可。最先发表曹雪芹墓石消息的《北京日报》，成了两派论争的主阵地，《北京日报·京华周末》开辟了“曹雪芹墓石争鸣”专栏，争论双方你来我往，针锋相对。同一个版面并列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石碑不会是伪造的》，另一篇是《石碑可能是伪造的》，可见当时争论之激烈。

曹雪芹墓碑被定名为墓石之后，周汝昌又在《北京日报》发表了“再质疑”。他认为改名墓石“缺乏学术内容”，“是一种想象的设词而已”，并没能解答自己的诸多质疑。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周汝昌也承认了自己的一个“误说”。墓石所刻的“讳”字并非简体字，他“当时看不清”，所以要做更正。不过，他强调，更正“只限此一字的问题”。

“壬午”“癸未”之争

《北京日报·京华周末》开辟的“曹雪芹墓石争鸣”持续了将近两个月，两派往来多个回合，双方都是引经据典，言之凿凿，却谁也不能说服谁。

实际上， 圆锥式破碎机，围绕曹雪芹墓石的真假之辨，背后却是红学界久争未决的两大谜团，这就是曹雪芹的卒年和葬地之谜。针对这两大谜团，红学界已经吵吵嚷嚷了半个多世纪，却得不到一致的答案。此前的争论，各方观点都是来自考据，而曹雪芹墓石的出现，则是曹雪芹卒年和葬地的直接物证，它的真假，直接影响着这两大争论的最终结果。

关于曹雪芹的去世时间，红学界主要有“壬午说”和“癸未说”两种观点。

壬午说，即认为曹雪芹死于壬午年除夕，公元1763年2月12日。

最早提出壬午说的是胡适。根据《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中的眉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胡适在1928年发表《考证的新材料》一文，提出了曹雪芹死于壬午年除夕的说法。后来的俞平伯、王佩璋等人也都赞成这一观点。自胡适之后，二十年间基本没有异说。直到1947年，周汝昌在天津《国民日报》发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提出了“癸未说”。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干支纪年法和公历纪年法在年份时间上有交错，1763年是癸未年，但这一年的2月12日之前，都属于壬午年。周汝昌认为曹雪芹逝世于癸未年除夕，这一天是公历1764年2月1日。

周汝昌的根据是敦敏所编《懋斋诗抄》中《小诗代柬寄曹雪芹》。此诗作于癸未年春，诗中云：“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这时候敦敏邀请曹雪芹到他家中饮酒赏春，那么曹雪芹就不可能死于壬午年。敦诚有《挽曹雪芹》一诗：“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孤儿渺漠魂应逐（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新妇飘零目岂瞑。”这首诗成于甲申年初，周汝昌认为诗注“前数月”指的是写诗的几个月之前，而不是普遍认为的“曹雪芹逝世前几个月”。甲申年初的“前数月”，也就是癸未年。

在这两种说法之外，还有学者提出过“甲申说”，但支持者寥寥。而“壬午说”和“癸未说”一直是红学界激辩的焦点。周汝昌和俞平伯间就曾有过激烈争论，红学界也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王佩璋、周绍良、陈毓罴等红学家都持“壬午说”；主张“癸未说”的在周汝昌之外，还有曾次亮、吴恩裕、吴世昌等。

曹雪芹墓石左下角的“壬午”二字，无疑为“壬午说”提供了一个有力佐证。冯其庸在《曹雪芹墓石目见记》中写道：“过去我是主张‘癸未说’的”，但是因为曹雪芹墓石上“写得一清二楚的字”，他改变了看法。

然而“癸未说”的大部分支持者并不认可，相反，墓石上的“壬午”二字恰恰是他们质疑的依据。周汝昌认为，墓碑（周汝昌不接受“曹雪芹墓石”的判定）镌刻的纪年应该是立碑的时间，“如果曹雪芹真是卒于壬午除夕，那么就算次年初一就能立石，也得刻上‘癸未’。”

在“壬午说”一派看来，曹雪芹墓碑实为墓石， 细砂回收装置，就已经能够解释为何刻上“壬午”二字了。冯其庸后来又写了一篇万字长文《重议曹雪芹的卒年》，认为曹雪芹晚年穷困潦倒，“死后，朋友们为他凿一块墓石为记，刻上‘壬午’的纪年,以志他的逝年，这是完全合乎情理，无可怀疑的。”

冯其庸也提到了敦敏作于癸未年春的《小诗代柬寄曹雪芹》，不过，冯其庸注意到，在此后的几首诗中可以看出，曹雪芹并没有应邀赴约。此后两年时间里，敦敏的诗作中再没有出现与曹雪芹的唱和之作，直到第三年乙酉年，才有了曹雪芹的名字，这就是《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由此推断，癸未年春，敦敏邀请曹雪芹“来看小院春”时，曹雪芹就已经逝世了。这与脂批“壬午除夕”相合，曹雪芹墓石上的“壬午”二字，于考证曹雪芹卒年至为重要。

曹雪芹墓石的真假之辩，纠结着“壬午”、“癸未”之争，信曹雪芹墓石为真者，自然将其视作解开曹雪芹卒年之谜的钥匙；疑曹雪芹墓石为假者，则言造假之物如何为凭？

墓石的真假判断不一，“壬午说”、“癸未说”仍各自坚持己见。

何处招魂赋楚蘅

对于争论各方来说，刚获知曹霑墓石出土于通州张家湾时都有些出乎意料。此前，几乎没有红学家认为曹雪芹会埋葬在那里。

周汝昌在《曹雪芹传》中写道：“二三友朋，赙赠相资，草草殡葬。西山某处，荒坟一角，衰草寒烟，便是这位文学巨人的归宿之地。”虽然周汝昌的这个判断亦在红学界有所争议，但多数红学家都趋向于认可曹雪芹葬于京西。西山黄叶村是曹雪芹晚年生活、著书之地（此说同样颇有争议），他在这里留下了不少遗迹。而曹雪芹晚年“举家食粥酒常赊”，逝世时贫病交加，在附近草草下葬也合乎情理。敦诚《挽曹雪芹》诗云：“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被引为“随死随葬”的依据。更有人考证，曹雪芹就葬于西山正白旗村东的地藏口，那里是一片山谷，是满族正白旗的墓地。

但是，西山区域至今没有任何曹雪芹葬地的相关文物被发现，此说的依据皆为考据、推测。

当一些红学家、考古学家正在西山脚下的沟沟壑壑中寻找曹雪芹墓地的时候，1984年，北京锅炉厂一个普通工人、名不见经传的“业余红学家”李温良，提出了与诸多专家观点相左的建议：“如果大家的注意力从京西向京东转移，再到通县左近的方向去找找，或许会有突破。”李温良第一次指出曹雪芹可能葬于通州张家湾，但是人微言轻，那篇文章未获重视。

另一次曹雪芹葬地与通州产生联系的时间更早。曹雪芹墓石争论风波乍起之时，考古专家苏天钧撰文回顾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旧事。

那是1963年至1965年之间，第一次“红学热”之后不久。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也是位红学家，他曾组织过一次全市范围的曹雪芹墓地调查寻找活动。当时调查组对全市有记载的“曹家坟”、满族正白旗墓地等进行了普查，猜测的曹雪芹家祖坟有通县、房山等几处，通县八里桥附近的杨闸有一处十几亩大的墓地，当时被认为是最大的可能。

调查组对这处墓地进行了挖掘，发现了属于满族贵戚的尸骨和随葬品，但没有任何出土物能说明墓主的身份。当时的守墓人称这块墓地是满族正蓝旗，与曹家明显不符，这让调查组大为失望。不久后“文革”开始，那次对曹雪芹墓的寻找活动戛然而止，所获资料也散失殆尽。

苏天钧也是曹雪芹墓石的质疑者之一。他是当年曹雪芹墓调查组的成员，“并没有听说过通县张家湾有曹家坟。”他认为从考古的专业视角来看，那块墓石“疑点太多，要慎重对待”。

对“曹家坟”之说，焦保强有不同看法。在报道了张家湾发现曹雪芹墓石之后，他又进行了数次更为深入的调查走访。当地几位老人回忆，挖出墓石的大扇儿地中曾有很多坟茔，在当地人的口中就称为“曹家坟”。

虽然曹雪芹墓石在张家湾被发现让不少红学家感到意外，但结合这块墓石再去审读敦诚等人怀念曹雪芹的诗句，却大有豁然开朗之感。

敦敏、敦诚兄弟和张宜泉是曹雪芹同时代文人并且交谊深厚，他们留下了很多与曹雪芹相关的诗篇，是研究曹雪芹家世和《红楼梦》成书过程最重要的文献资料。有意思的是，在墓石的质疑者一方，同样的诗句、乃至同一个字，也可以用来证明墓石之伪。

敦敏《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河干万木飘残雪，村落千家带远晖。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萧寺暮鸦飞。”周汝昌认为河干集饮之处乃是京东二闸（今高碑店一带）河边一个酒楼，名叫得月楼，与张家湾还有二十多里之遥，不可能在这么远的距离为曹雪芹扫墓。冯其庸等人则认为“河干”即为潞河之滨，与张家湾相距不远。此诗收入敦敏《懋斋诗钞》，诗集开头就是《东皋集》，“东皋”乃张家湾旧时别称。

敦诚《挽曹雪芹》共三首，第三首是前两首合并改作。诗中有“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之句，周汝昌说，“敦诗特标西州路，则曹雪芹墓绝不在京师之东，确凿无疑。”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世德撰文反驳说，“西州路”语出有典，意在寄托对已去世的好友或亲人的怀念之情，绝不是指方位。诗中还提到“旧坰”、“故垄”，明确是曹家祖坟的代称。

两方红学家选用的敦诚《挽曹雪芹》诗篇还存在文本上的差异。周汝昌引用的诗句是“故人惟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坰。”由“青山”二字可知，曹雪芹应葬于西山，通州皆是平原，怎么会有山呢？张宜泉《伤芹溪居士》中的最后两句“多情再问藏修地，翠叠空山晚照凉。”亦能证明此点。

而另一方的红学家则纷纷指出，“青山”其实是“青衫”之误，语出白居易《琵琶行》“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典故，这一点早已得到考证。至于张宜泉《伤芹溪居士》，通篇未提曹雪芹葬地，诗中流露的信息只证明曹雪芹曾在西山生活、著书。冯其庸更指出，“空山”意味深长，可能就是因为曹雪芹已逝，连坟墓都不在西山，所以才有“空山晚照凉”之叹。

红学家严宽引用了敦敏的另一首诗《西郊同人游眺兼有所吊》：“遥山千叠白云径，清磬一声黄叶村。小园忍泪重回首，斜阳荒烟冷墓门。”他指出，黄叶村是曹雪芹著书之地，敦敏所说的“兼有所吊”自然是凭吊曹雪芹，“斜阳荒烟冷墓门”可知是曹雪芹墓无疑。刘世德则对此说并不认可。他认为这首诗的写作时间不能确定是曹雪芹死后，而且诗中只字未提“兼有所吊”的究竟是谁。以敦敏和曹雪芹相交之厚，不可能隐去曹雪芹之名。

……

对曹雪芹墓石的真假之争，沸沸扬扬吵了两个多月，双方把各自的依据用尽，还是不能达成一致。恰在此时，1992年10月18日，中国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扬州召开。研讨会的主题本是“《红楼梦》与中国文化”，但与会的国内外红学家却不约而同地讨论起了曹雪芹墓石的真假。

这次研讨会得出了“基本认定曹雪芹葬于通县张家湾”的结论，但还是没有被《红楼梦》的爱好者、研究者普遍接受。曹雪芹墓石质疑派的代表人物、红学大家周汝昌并没有参加那次研讨会，对这个结论也未予置评。

在此后的数年中，舆论对曹雪芹墓石真假的关注热情逐渐散去，红学界却仍不时泛起波澜。周汝昌、冯其庸就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旧话重提，继续申明自己的看法和判断。

为《红楼梦》付出了毕生精力的周汝昌先生，于去年5月31日逝世。而《红楼梦》的斑斓深邃之梦，仍让无数人为之迷醉，不懈探究。“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红楼梦》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而留下这部中国古典文学第一奇书的曹雪芹，今人所能了解的却太少太少。一块曹雪芹墓石引得争论不休，曹雪芹的卒年和葬地始终无法定论。再读敦诚诗《挽曹雪芹》，不由让人同发感慨：“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